8月6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，对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加征关税。此前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披露的数据显示，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。
8月3日，25个州联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交诉状，反对特朗普政府以“强迫劳动”为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。在此之前，“对等关税”已被最高法院裁定违法，根据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款征收的临时关税也已到期失效。此次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三轮关税冒险刚迈出第一步，就面临司法挑战。
自新一届任期以来，特朗普政府频繁使用关税作为工具，将其推向极端化、工具化和随意化的境地。特朗普政府为何如此依赖关税，背后有何战略意图？之前的关税政策多次被叫停，此次又引发25个州的联合诉讼，传递出什么信号？这些操作对美国自身及全球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特朗普政府不断调整法律依据，试图维持高关税水平。2025年4月2日，特朗普签署“对等关税”行政令，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对贸易伙伴加征10%的最低基准关税，并对部分经济体适用更高税率。这一措施迅速引发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集体诉讼。从司法进程看，“对等关税”政策连遭挫折。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2025年5月裁定相关措施违法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同年8月维持原判。今年2月20日，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。
尽管如此，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。几乎在最高法院裁决的同时，特朗普政府援引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款，对全球商品加征为期150天的10%临时关税；随后在7月23日，依据同一法律体系下的第301条款，以所谓“强迫劳动”为由，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%至12.5%的关税。
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柯静指出，无论法律依据如何调整，维持较高关税水平始终是本届政府的核心目标。关税政策在特朗普政府的整体贸易战略中处于中心位置。从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到第122条款再到第301条款，本质上是在不同法律框架下寻找持续征税的路径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征税依据正在被不断扩展。柯静认为，此轮301关税以“强迫劳动”议题为依据，意味着征税依据由具体商品转向他国制度，执法边界也从美国口岸延伸至他国立法和海关体系，是关税政策与“美式规则”输出的结合。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高阳指出，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关税政策，主要基于减少贸易逆差、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重塑全球供应链等目标。然而，这些目标实现程度有限。贸易逆差主要受国内储蓄水平、财政赤字以及美元国际地位等因素影响，关税难以根本改变整体失衡；制造业回流受到劳动力成本、产业配套、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影响，难以仅靠关税实现大规模回归；在供应链层面，企业更多选择将生产环节转移至第三国以规避关税。
与此同时，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双刃剑特征。一方面，关税可以为部分产业提供保护，提高政府财政收入，并增加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政策筹码。另一方面，关税增加了企业进口成本，并通过供应链传导影响消费者价格水平。对于依赖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制造业企业而言，关税可能削弱其竞争力。同时，贸易伙伴采取反制措施，也可能影响美国出口企业利益。
301关税推出后，在美国国内遭遇新的司法挑战。8月3日，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联合起诉，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“强迫劳动”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并予以废止。此前，多家美国企业也已就这一新关税措施发起诉讼，要求法院搁置或撤销相关措施。
高阳指出，相关诉讼的核心争议在于美国行政部门是否超出了301条款的授权范围。301条款原本主要用于应对外国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行为，例如市场准入限制、技术转让要求和产业补贴等问题。诉讼方可能认为，特朗普政府将301条款扩大为一种广泛适用的关税工具，用于推动整体贸易调整和产业保护，可能超出了国会赋予行政部门的权限。
此外，行政程序也可能成为重要争议焦点。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公告，此次关税基于301调查结果，该调查于2026年3月启动，并举行了公开听证、征求公众意见等程序。但在专家看来，程序是否充分仍存在疑问。柯静指出，公众评议听证仅用三天时间处理60个经济体和100多名证人的意见，显然难以支撑逐个细致审查。同时，60个差异明显的经济体仅被“粗暴”地分成两档，如何证明关税税率与各国所谓“强迫劳动”情况之间存在合理对应关系，也是问题之一。
围绕301关税的诉讼预计将经历较长法律程序。通常相关诉讼首先由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审理，如果案件涉及重大法律问题，后续可能上诉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，甚至进入最高法院审理。高阳指出，与“对等关税”相比，301关税被法院完全推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。“对等关税”案件的核心问题是总统是否拥有实施广泛关税的授权，属于授权基础不足问题。而301关税案件主要涉及国会授权范围如何解释，属于法律解释问题。由于美国贸易法长期赋予行政部门较大贸易政策裁量空间，法院通常不会轻易否定行政部门依据301条款采取贸易措施的权力。因此，未来301关税可能面临司法审查，但其法律稳定性高于“对等关税”。
围绕301关税，多国表达不满和明确反对。中国商务部多次表态，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，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，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。反观美方，不仅仍未加入《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》，还长期操弄“强迫劳动”议题，此次又以“强迫劳动”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，是典型的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行为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
美国传统盟友同样反应强烈。日本政府表示，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动“感到遗憾”；澳大利亚方面直言相关关税“毫无道理”，并指出措施与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不符；新西兰政府则称美国加征新关税“极其令人失望”，批评美国调查缺乏充分证据，认为关税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。
从国际层面看，美国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及其法律依据，正在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广泛消极影响。这增加了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，企业在进行投资和供应链布局时，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关税规则和政策风险，降低长期投资意愿，增加经营成本。美国不断利用国内法律工具实施关税措施，也削弱了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。传统国际贸易规则强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解决贸易争端，而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依据国内法律采取单边贸易行动，这可能削弱多边规则约束力。此外，美国关税政策可能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扩散，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美国，以国家安全、产业保护等理由设置新的贸易壁垒，导致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碎片化。关税政策还会加剧全球供应链调整，企业未来在全球布局时，不仅需要考虑成本和效率，也必须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和政策变化因素，全球供应链可能从过去强调效率优先转向更加重视安全和稳定。
从IEEPA转向301关税，意味着美国正在寻找更加稳定和长期的法律基础。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传统贸易法律工具，将关税政策纳入产业竞争和经济安全战略框架。未来，美国关税政策可能进一步与科技竞争、制造业政策、供应链安全以及对华战略竞争相结合。关税已经不再只是调节贸易流量的经济工具，而逐渐成为美国推动产业重组、强化战略竞争和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重要政策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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